参考来源：《西安事变亲历者回忆录》《孙铭九回忆录》《东北军史料》《二二事件研究》等网上配资
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，请理性阅读
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陕西临潼华清池的夜色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撕裂。
这个寒冷的冬夜，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一个叫孙铭九的东北军营长，带着五十多名士兵从灞桥方向疾驰而来，在华清池外与先期到达的部队汇合。
激烈的枪战过后，他们在骊山的石缝里找到了光着脚、穿着睡衣的蒋介石。
这一刻，27岁的孙铭九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下。西安事变的成功，让他成为东北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张学良亲自奖赏他五千元大洋，还提升他为卫队团团长。
十几年后的1949年，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，这个曾经参与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军人，却有着一段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的人生轨迹。
他参加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策划过导致东北军分裂的流血事件，投靠过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，又在抗战胜利后投降国民党，最终被解放军俘虏。
面对这样一个身份复杂、经历曲折的历史人物，新中国会如何对待他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审查和慎重考虑，相关部门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给他安排一份工作。
【一】从辽宁农家子弟到少帅心腹
1909年，辽宁省新民县一个普通农户家里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。这个孩子就是孙铭九。
孙家祖辈务农，家境虽然算不上富裕，但也能温饱有余，属于当地的中农。孙铭九的父母都是本分人，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性，咬着牙也要供孩子念书。
小时候的孙铭九聪明伶俐，读书用功。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农活，放猪、拾柴、下地，什么都做过。这样的成长经历，让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不易，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。
1927年，18岁的孙铭九在省立三中读书时，结识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同学——张学铭。这个张学铭不是别人，正是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，时任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亲弟弟。
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为好友。张学铭看出孙铭九是个可造之材，待人真诚，做事踏实，便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。当年，张学铭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，专门带上了孙铭九。
1928年，孙铭九和张学铭一起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去日本留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当时亚洲最著名的军事院校之一，培养出无数军事人才。
在日本的两年时间里，孙铭九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战术，成绩优异。他学的是炮科，对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作战方式有了系统认识。这段留学经历，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1930年，孙铭九学成归国。他原本被分配到天津保安队工作，担任教官。虽然工作稳定，但前途并不明朗。真正的转机，出现在1931年。
这一年，张学良出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副总司令，从南京前往北平就任新职。路过天津时，时任天津公安局局长的张学铭特意挑选了几个可靠的人护送哥哥，孙铭九就在其中。
这次护送任务，孙铭九办得十分漂亮。他事先仔细勘察了路线，安排好沿途的安全措施，整个护送过程滴水不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处事沉稳，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冷静应对。
张学良是个识人的高手，一路上仔细观察着这个年轻人。他发现孙铭九不仅办事周密，而且忠诚可靠，没有年轻人常见的浮躁。任务完成后，张学良专门找孙铭九谈了一次话。
聊天中，张学良了解到孙铭九在日本的学习经历，以及他对国家形势的看法，心中更加欣赏。临别时，张学良拿出一块精美的瑞士怀表，郑重地交到孙铭九手中。
这块表很特别，表盘上印着张学良的头像。张学良拍着孙铭九的肩膀说："年轻人，好好干。"
这块表，孙铭九一直珍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每当想念张学良时，他就会拿出来端详，听着表针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回想起那些峥嵘岁月。
不久，孙铭九被张学良调到身边，先后担任机要参谋、侍从参谋等职务。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日子里，孙铭九兢兢业业，从不懈怠。张学良对他越来越信任，逐渐把他当作心腹来培养。
1936年6月，孙铭九被任命为王曲军官训练团队长。7月，张学良秘密成立"抗日同志会"，孙铭九被任命为行动部部长。到了年底，他已经是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，掌管着少帅的贴身警卫力量。
【二】华清池枪声与西安风云
1936年的下半年，西安的气氛越来越压抑。
东北军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失去了家乡，几十万将士流落关内，每天都盼着打回东北老家去。可是蒋介石却一再要求他们"攘外必先安内"，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红军。
这让东北军上下憋着一股气。失去家园的痛苦，思念亲人的煎熬，无法抗日的屈辱，所有这些情绪混杂在一起，让东北军将士越来越不满。
张学良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。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，都被拒绝。蒋介石坚持认为，共产党是心腹大患，必须先消灭红军，才能全力对外。
1936年7月，张学良做了一个秘密决定——成立"抗日同志会"。这个组织以联共抗日为宗旨，成员都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。
张学良亲任主席，应德田任书记，孙铭九任行动部部长。首批正式成员有十五人，包括高福源、刘鼎、苗剑秋等。
孙铭九担任行动部部长，说明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。行动部负责的是最核心、最机密的工作，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
12月初，蒋介石飞抵西安，住进临潼华清池，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加紧"剿共"。他下了死命令，要求东北军和西北军必须在年底前发起对红军的进攻。
张学良急了。他知道，如果真的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去做，东北军和红军就要打起来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彻底破裂。他冒着危险，多次向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劝谏，希望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。
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。他甚至威胁张学良，如果不服从命令，就要把东北军调离西北。
12月11日深夜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——兵谏。他们要用非常手段，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。
张学良把孙铭九叫到面前，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："你带卫队去临潼华清池，把蒋委员长扣起来。记住，我们是逼他抗日，不是要他的命。绝对不能打死蒋委员长，万不得已只能打伤他的腿，让他暂时不能行动。"
孙铭九明白，这个任务关系重大。如果成功，就能改变中国的命运；如果失败，不仅他们要掉脑袋，整个东北军都会万劫不复。他向张学良敬了一个军礼："请少帅放心，铭九一定完成任务。"
12月12日凌晨2时整，孙铭九和白凤翔、刘桂五等人分乘几辆卡车，向临潼华清池疾驰而去。夜色中，车灯照亮了前方的道路，也照亮了一条改变历史的道路。
到达华清池附近时，孙铭九看见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已经先期到达，正在布置行动。凌晨4时许，王玉瓒举起手枪，对着华清池二道门的哨兵连开三枪。第一枪就把哨兵打倒了。
枪声划破了华清池的宁静。
孙铭九立即率领卫队二营的五十多名士兵从灞桥方向赶到，加入了战斗。华清池内枪声大作，蒋介石的卫士凭借门窗拼死抵抗，双方展开激烈交火。
蒋介石听见枪声，知道出事了。在侍卫的搀扶下，他穿着睡衣就往后面跑。
慌乱中，他踩着侍卫的肩膀爬上围墙，纵身一跳，落进了墙外的沟里，腰部受伤。顾不上疼痛，他在侍卫的背负下向骊山方向逃去。
孙铭九和王玉瓒带人冲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，屋里已经空无一人。床上被褥还有余温，桌上放着蒋介石的帽子、外套、假牙和皮包。
孙铭九在院子里仔细搜索，发现围墙边有一只鞋子。他立即判断："委员长往后山跑了！全体上山搜索！记住，不许伤害委员长！"
天还没亮，骊山上一片漆黑。士兵们打着手电筒在山上搜寻，喊着："委员长，我们是东北军，不是红军！请出来吧！"
大约早晨6时左右，卫队一营的班长在半山腰一处巨石旁的石缝里，发现了蜷缩在那里的蒋介石。蒋介石光着脚，上身穿着古铜色绸袍，下身穿着白色睡裤，浑身瑟瑟发抖。
孙铭九和王玉瓒赶到后，向蒋介石敬礼。蒋介石看见是东北军，松了一口气。他还以为是共产党的部队来抓他，现在知道是张学良的人，反倒不那么害怕了。
上午9时许，蒋介石被押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。西安事变成功了。
这次事变震惊了全中国，也震惊了全世界。各方势力都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中国的命运，似乎就悬在这一线之间。
【三】从二二血案到沦为汉奸
西安事变后，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。
在共产党的大力斡旋下，经过复杂的谈判，蒋介石最终答应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。12月25日下午4时，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。
这个决定，张学良事先没有通知周恩来，也没有跟其他东北军将领商量。当张学良、杨虎城陪同蒋介石等人离开金家巷前往机场时，孙铭九突然得到卫士的报告。他立即赶去找周恩来。
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，两人匆忙赶往机场，但飞机已经起飞。张学良这一去，就被蒋介石扣押，从此失去自由，再也没能回到西北。
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来，东北军上下群情激愤。将士们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张学良，否则就开战。
对于如何营救张学良，东北军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。
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为代表的老将领，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营救。他们认为，东北军和中央军实力悬殊，硬打毫无胜算，只会让东北军全军覆没。
以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，则坚决主张武力营救。他们认为，只有向南京开战，打痛了中央军，才能逼迫蒋介石释放张学良。
双方争执不下，矛盾越来越尖锐。在渭南召开的会议上，双方几乎要动手打起来。
1937年1月底，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，东北军高级将领最终决定接受南京方面的调停方案，同意撤出陕西，东调河南、安徽。
王以哲还力主释放西安事变时被扣押的陈诚、蒋鼎文、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，以及被扣的五十架战斗机和机组人员，以示诚意。
这个决定，彻底激怒了少壮派。孙铭九、应德田等人认为，王以哲这是在背叛张学良，是要投靠南京。
2月1日夜，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等十几个少壮派军官秘密聚集，商议对策。
会上，应德田提出一个激进的主张：除掉王以哲、何柱国等人，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层，用武力逼迫南京释放张学良。
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人的支持。他们认为，王以哲释放国民党大员、送回飞机，就是背叛。有人甚至传言说王以哲收了蒋介石五百万元的贿赂。
当晚，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刺杀计划。孙铭九派卫队二营副营长商同昌具体执行，五连连长于文俊带一个排的士兵去杀王以哲，七连连长王协一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。
2月2日早晨，于文俊带着士兵来到西安南苑门粉巷王以哲的住所。王以哲当时正因感冒卧病在床。于文俊等人以学生的身份求见，进门后突然拔枪，对着王以哲连开数枪。王以哲身中九弹，当场死亡。
与此同时，西北剿总参谋长徐方、交通处长蒋斌、副官处长宋学礼等人也被杀害。杀手们随后赶往杨虎城公馆，准备刺杀何柱国。
何柱国事先得到消息，躲进了杨虎城的住处。经杨虎城劝说，刺杀行动才停止。
这就是震惊一时的"二二事件"。
王以哲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，他为人正直，办事公道，深得将士信任。他的被杀在东北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。
驻守渭南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，与王以哲交情深厚，听说王军长被害，立即率部回师西安，打出"为王军长报仇"的旗号。驻守其他地方的东北军部队也纷纷表态，要求严惩凶手。
2月3日，孙铭九、应德田等人发现自己众叛亲离，手中又无多少兵力，惶恐不安。他们这才意识到闯了大祸，赶紧去找周恩来，请求帮助。
周恩来当时极为愤怒，厉声质问谁杀了王以哲。
不过，经过冷静思考，周恩来、杨虎城、于学忠等人认为，孙铭九等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，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确实起过作用，动机也是为了营救张学良，不应让他们再作无谓牺牲。
2月4日，周恩来命令刘鼎将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等人秘密护送到陕北红军云阳前线总部暂避。
二二事件的后果极其严重。东北军各部因此产生严重分裂，许多将领愤而宣布效忠南京，接受中央政府整编。
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，之前帮张学良接上共产党关系的高福源就被枪杀。东北军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集团，从此土崩瓦解，不复存在。
在陕北，孙铭九等人度过了几个月相对平静的日子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开始。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，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。
这个时候，孙铭九等人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。他们杀害王以哲一事，让东北军将领极为愤怒。继续收留他们，会影响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，也不利于争取更多东北军将领。
8月，孙铭九等人被告知不能继续留在陕北，必须离开。
离开陕北后，孙铭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回东北军，肯定会被追究杀害王以哲的责任；投奔国民党，也不会有好下场。走投无路之际，他先躲进天津租界，后来又躲到上海租界。
1943年春，孙铭九做出了人生中最错误的选择——投靠汪精卫的伪政权。他在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，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。1944年，他升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。
根据与他同时投靠日伪的应德田后来的交代，孙铭九在日伪时期还曾到东北军部队去策反，拉拢他们投日伪当汉奸。应德田自己也曾迫于生计，一度投靠孙铭九属下，任职河南伪教育厅长。
这段经历，成为孙铭九一生中最大的污点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汪伪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。
那些曾经投靠日伪的汉奸们，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有的汉奸被愤怒的民众当场打死，有的躲藏起来惶惶不可终日，还有的试图逃往海外。
孙铭九这时又做出了一个选择——投靠国民党。1945年冬，他参加了国民党的先遣大队，前往东北活动。据说，他还曾参与策划对某些重要人物的行动。
1946年，孙铭九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，押送到哈尔滨。
面对审讯，孙铭九声称自己是"西安事变捉蒋英雄"，请求宽大处理。当时东北地区的相关负责人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，加上他本人态度较好，最终决定释放他。
释放之后的孙铭九，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他的所有经历都被详细记录在案，成为一个需要长期观察的对象。
1949年，解放战争进入尾声。孙铭九辗转来到香港，观望着时局的变化。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消息传来时，他做出了又一个重要决定——回到上海。
回到上海后，孙铭九主动向相关部门报到，交代自己的全部经历。他知道，自己这一生做过太多错事，现在只能老老实实，听候组织处理。
新中国对各类历史遗留人员进行严格审查。孙铭九作为曾经参加过西安事变、又投靠过日伪政权的人，自然成为重点审查对象。
审查持续了数月之久。孙铭九每天忐忑不安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。
他参加过西安事变，这是历史功绩；但他投靠过日伪，这是民族罪人。这两个身份如此矛盾，新中国会如何看待他，会如何处理他。
1950年代初的某一天网上配资，审查终于有了结果。当孙铭九被叫到办公室，工作人员递给他那份文件时，他的手微微颤抖着。然而，当他看清文件上的内容后，整个人愣在了当场...
海通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推荐资讯